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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離開時,一定會非常乏味”——安格拉·默克爾的政治遺產(上)

            陳季冰2021-09-13 13:07

             (圖片來源:圖蟲網)

            陳季冰/文

            今年1月6日,在憤怒的特朗普支持者闖入美國國會,上演了一幕舉世震驚的騷亂后不久,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在社交媒體上發文:“我可以向你保證,我的離職一定會非常乏味。”

            現在,這位在國際政壇上“乏味”了16年的女人終于走到了政治生涯的倒計時階段。在本月26日舉行的德國聯邦議會選舉之后,新一屆德國執政黨和政府領導人將會產生。

            最近一段時間,德國的選戰已進入白熱化。

            7月中旬席卷歐洲西北部的百年不遇的洪災以來,聯盟黨(全國性的基督教民主聯盟與其姐妹黨——巴伐利亞州的基督教社會聯盟結成的政治同盟)、社會民主黨和綠黨的三位總理候選人的選情異常膠著和不明朗,不要說有誰能穩操勝券,就連比較明顯的優勢都看不到。加之德國選舉歷來的格局就是沒有一個政黨能夠贏得足夠單獨執政的得票數,歷屆政府都是多黨聯合組閣。因此可以說,未來一切皆有可能。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這是一場不再有默克爾的大選。默克爾早在三年前就已明確宣布,本次任期結束后將不再尋求繼續連任,并且還讓出了基民盟黨主席的位子。所以,德國很快就將來到“后默克爾時代”。

            然而,向一段長達16年的歷史告別,顯然不會是一樁容易的事。沒有了默克爾的世界政治肯定會有所不同,但對于德國人,甚至歐洲人來說,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他們仍將生活在默克爾的陰影中。與展望未來可能出現的變化相比,眼下德國人——以及歐洲人——更關心的是清點和梳理默克爾留下的政治遺產。

            2005年9月,默克爾領導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在大選中僅以幾千票的微弱優勢勉強擊敗時任總理格哈德·施羅德(Gerhard SchrÖder)的社會民主黨,她也因此成為聯邦德國第八任總理。當時,沒有多少人認為這位來自東德地區的德國歷史上首位女總理具備了一個大國領導人應有的魄力和才干。這更像一個天方夜譚似的故事,在她之前的德國領導人大多是愛酗酒和抽雪茄的大男子主義的大塊頭西德老男人。

            默克爾于1954年7月17日出生于漢堡,原名安格拉·多羅特婭·卡斯納,現在使用的“默克爾”這個姓是她的第一任丈夫的。她的父親是一名新教牧師,母親是英語教師。默克爾出生后不久,她全家就搬到了東德。1990年德國統一后默克爾加入基民盟,那年她已經35歲,在東柏林一家物理研究所從事科研工作。在她的政治導師赫爾穆特·科爾的提攜下,默克爾在統一后的首屆政府中先后擔任婦女與兒童部長和環境部長。被科爾親昵地喚作“那個小姑娘”的默克爾在這兩個職位上都沒有留下特別大的聲望。

            1999年,當科爾卷入政治獻金丑聞時,默克爾果斷地與他劃清界限,并于2000年成為基民盟領導人。

            不過直到5年后當選總理,在許多人看來,安格拉·默克爾依然只是一個過渡人物。

            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于2009年底、2010年初爆發,那時默克爾已在國內大選中順利連任。危機的最初兩、三年里,她因為在救援決策上的猶豫、笨拙、“總是拖到最后一刻”而廣受指責。媒體嘲諷說:“歐洲需要一個像瑪格麗特·撒切爾那樣的領袖,結果只得到了一個安格拉·默克爾這樣的家庭主婦。”

            然而,在看似波瀾不驚地度過了四個總理任期后,默克爾追平了她的政治導師赫爾穆特·科爾的16年連續執政時間。這不僅將使她成為現代歷史上連續執政時間最長的女性領導人(“鐵娘子”撒切爾夫人連續執政的時間是11年零208天),還將使她成為有史以來通過民主選舉上臺的政治領導人中在任時間最久的幾位之一。

            甚至在許多年以前,默克爾就已經成為歐洲的“無冕女王”、世界上最有權勢的女人。

            16年來,西方媒體授予默克爾的頭銜也一天比一天崇高:從“德國領導人”到“歐洲領導人”,有一度(自唐納德·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后),她還成了“西方自由世界的領袖”(據說她自己對這個稱呼非常惱怒)……

            2016年底,巴拉克·奧巴馬即將離任的時候曾說,“當我回首過去8年時,世界舞臺上再沒有比默克爾更穩重更可靠的合作伙伴。”他還說,如果自己是德國人,他會投票給默克爾。

            今年7月中旬默克爾任內最后一次出訪美國時,接待她的喬·拜登多次用“安吉拉”這個英語發音親切地稱呼她,并且在告別時動情地說:“(未來)我會想念我們見面的時候。”

            甚至連默克爾政治生涯中最主要的對手——驕傲的“普京大帝”都說,默克爾是唯一值得打交道的歐洲領導人。

            默克爾剛當選德國總理的那會兒,她打交道的西方領導人是喬治·布什、托尼·布萊爾、雅克·希拉克……不知道今天還有多少讀者記得他們?

            而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這位喜怒從不形于色的“家庭婦女”也將德國從一個富裕的二流國家帶上了萬眾矚目的世界之巔——今日德國的大國地位不僅是經濟上的,也是政治上的,更是道德上的。2013年,英國BBC在21個國家所做的一項民調結果顯示,德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受歡迎的國家。這項民調還顯示,默克爾低調而令人印象深刻的領導風格對德國在世人心目中的正面形象貢獻良多。

            最令人吃驚的不是默克爾所取得的這些驚人政治成就,而是這些都仿佛是理所當然的。16年來,柏林在歐洲的權威和影響力穩步增長。政治上冷漠而遲鈍的德國人終于發現,自己的這位毫無光彩的領導人,實際上是整個歐洲的發號施令者,盡管他們和她本人都并不享受這樣的結果。

            但事實就是:今天人們已經不敢想象,一個沒有默克爾的德國和歐洲會是怎樣的。德國媒體在2014年底所做的一份民調顯示,有相當多的德國民眾認為,默克爾是比昔日拿破侖成就更大的歐洲領導人。

            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70多年歷史上,有三位領導人將會因為他們的不朽功勛而永載史冊——

            康拉德·阿登納(Konrad Adenauer)在共和國新生之初通過加入北約、錨定與美國之間的“跨大西洋同盟關系”、實現與法國的“百年和解”等一系列大戰略,將戰后德國牢牢定位于“西方”(Westbindung),從而解決了生活于中歐的德意志民族數百年來搖擺不定的政治身份認同。

            維利·勃蘭特(Willy Brandt)則將視野轉向“東方”(Ostpolitik),他主動向二戰時遭到德國侵略的東歐國家請求諒解,并尋求與蘇聯緩和。勃蘭特在華沙以下跪的方式作出向猶太人悔罪的一幕,已成為世界現代史中的定格場景。

            赫爾穆特·科爾(Helmut Kohl)主持了分裂的德國的重新統一,上一次這樣的統一要追溯到1871年德意志帝國的建立??茽栠€帶領德國加入歐元區,將歐洲一體化大大往前推進了一步。

            現在,當安格拉·默克爾即將離開之際,如果人們細致而嚴苛地審視她的時代,就自然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默克爾將因為什么而被銘記?

            默克爾擔任德國總理的16年是不折不扣的“危機時代”,從華爾街金融危機到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從俄羅斯吞并克里米亞到自中東北非洶涌而來的難民潮,從曠日持久的英國脫歐之戰直到新近的新冠疫情大流行……

            但是,默克爾成功地把這個殘酷動蕩的外部世界同德國民眾隔絕開來。

            也許很多年以后,德國人仍會記得這段平靜而美好的“黃金時期”:經濟持續繁榮增長,社會前所未有地穩定。自2005年至今:德國的失業率從超過11%下降到低于4%;最近10年里的大多數年份,聯邦財政都有數百億歐元的盈余。如果拿它同債臺高筑、危機四伏的其他西方國家、甚至包括美國相比,這樣的成績就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憑借這這份成績單,默克爾和她的政黨在國內鞏固了權力,連續贏得了之后的三次選舉。而且,在民粹主義浪潮席卷整個西方世界的21世紀第二個10年里,德國成功地抵御了政治極端勢力的侵擾。今天,甚至大多數德國人自己都不相信這樣的“黃金時刻”將會繼續保持下去。

            而在應對上述危機的過程中,默克爾本人的地位變得越來越重要,德國的形象也變得日益高大和有力。與16年前相比,今天的德國要自信和外向得多,越來越多地投入世界事務。

            此外,還有人正確地指出,作為一名來自前東德地區的領導人,默克爾的成功還是一個顯著的象征,標準著兩德統一的最終成功。2012年,同樣來自東德的約阿希姆·高克(Joachim Gauck)當選德國總統,這在1990年統一之初是無法想象的。

            更具體地來說,默克爾將因為兩個標志性事件而為歷史所銘記。事實上,她在這兩個事件中都留下了重重的爭議。

            首先是歐元危機。

            像所有德國主流政治觀點一樣,默克爾也是歐盟和歐元的最堅決的捍衛者。

            “如果歐元失敗了,歐洲就失敗了。”

            “如果歐盟撐不下去,我們所知的歐洲也就走到了盡頭。”

            “德國對歐盟和歐元有一種由衷的使命感。”

            “我把歐盟視為我們的人壽保險。”

            ……

            這是默克爾和她的部長們經常掛在嘴上的話,某種程度上也向外界展示了德國對維護歐元和歐盟的堅定決心。她顯然很清楚,德國是歐洲一體化、北約、跨大西洋聯盟以及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它們不僅是德國龐大的先進制造業的出口市場,也是德國國家安全的根本保障。德國比誰都更希望維系現有的體系。

            但另一方面,默克爾也一再地讓人們的幻想落空。她經常說,外界不應對德國懷有不切實際的過高期望。雖然德國是強大的,但德國沒有強大到可以單獨解決問題,不應要求德國承諾無法做到的事情……

            于是我們看到,作為最有能力應對歐元危機的人,默克爾自始至終采取的都是走一步看一步的零敲碎打的“邊緣策略”,而且反應總是很遲鈍。她有時也會提出一些籠統的愿景,但從沒有描繪過一個富于遠見的系統性框架和藍圖,更別說付諸行動了。用默克爾的尖銳批評者、國際金融大鱷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的話來說,默克爾只愿意采取對于讓歐元區免于死亡的最低限度的行動。

            許多分析人士認為,這種“將艱難的決定拖延到最后一刻”的最大風險在于:它不僅不可能真正終結危機,還會使處理危機的成本不斷提高。當危機最嚴重時,就連帶領德國加入歐元區的赫爾穆特·科爾都抱怨說,自己完全搞不懂“德國目前的立場和未來的發展方向”。

            但默克爾并不為所動。相反,她告訴批評者:所有危機的解決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有人說,這得自她從德國統一中獲得的經驗。她認為,這也是一個更強大和更統一的歐洲的必經之路。

            默克爾頂住了來自左右兩邊的壓力:在國際上,她始終以德國國家利益強硬的捍衛者面目示人,讓德國納稅人感覺到,她把自己的錢保管得非常妥當。她很清楚,這才是自己的權力來源。但在國內,她也努力說服那些對“不負責任”的南歐國家心懷不滿的人們,德國若不掏一些錢出來拯救歐元,將要失去的會更多。這兩點她都成功做到了。

            2011年到2013年是默克爾最煎熬的一段時間。今天客觀地說,默克爾和德國是那段風雨飄搖的歐元危機中的中流砥柱。如果沒有她,歐洲單一貨幣乃至整個歐盟很可能已經解體。更重要的是,默克爾和德國所堅持的應對歐債危機的路線,例如,量入為出的節儉財政、共同的財政紀律先于共同財政等等,大部分在付諸實施。你不能否認,她挽救了歐洲,也主導了一場變革,雖然看起來只是小修小補。她理應得到歐洲人的感激。

            不過默克爾的批評者說得大體也沒錯:她所做的僅僅是撲滅了一場迫在眉睫的火災。不要說推動歐元區和歐洲一體化上一個新的臺階,就連徹底消除這場火災的潛在風險都談不上。

            在歐洲問題上,默克爾可能是一位有效的政治操盤手,但她真正展現領導力、以達成一些重大成就的時刻并不多。這個使命將不得不留待其他人來實現。

            與拖拉笨拙地處理歐元危機相比,默克爾對難民危機的果敢應對使她站到了歷史和人性的高度,當然也使她至今都沒有得到一些人的原諒。

            2015年,大批中東難民涌向歐洲。經過了短暫的猶豫和搖擺后,默克爾壓上了自己的所有政治賭注,敞開國門,并在兩年內接收了多達100萬難民。當她說出“Wirschaffendas”(“我們辦得到!”)這句話時,她和德國其實并沒有具體的可行方案。這對于一貫嚴謹小心的她來說,是極罕見的。

            憑借著這種瞬間閃現的人性光輝,默克爾成為很多媒體的“年度封面人物”。這件事情,也在國際上一舉改變了世人對德國的印象。自那以后,過去人們注意得并不多的德國成了一個“正能量”典型。

            這無疑是默克爾長達16年德國總理任期內所面臨的最艱難的選擇。并且,后來的事實也證明,這個純粹基于道德信念的決定導致了嚴重的后果,它在政治上的后遺癥至今仍在發酵。

            這波移民潮直接推動了極右德國新選擇黨(AfD)的異軍突起,與此同時,默克爾所在的中右翼基民盟則受到了持續侵蝕。而在難民眾多的巴伐利亞州,它的姐妹黨基社盟更是遭到了公開鼓吹排外的AfD的重創。有人說,這是“公眾遲來的報復”。

            在2013年9月舉行的德國大選中,執政的聯盟黨以42%的全國得票率創下該黨歷史上的最好選舉成績,并贏下了聯邦議院630個席位中的311席,比第二大黨社會民主黨多了近120個席位,距離改寫歷史的單獨組閣權只有一步之遙。就連默克爾自己都說,“這是個令人驚嘆的結果”。歷史上,只有康拉德·阿登納在半個多世紀前取得過這樣驕人的成績。

            但是,僅僅過了4年,也就是到2017年9月的那次大選,聯盟黨的得票率就跌到了33%的二戰以后最低水平。而且在以后的4年里,各項民調支持率仍在繼續下跌,目前維持在30%以下。反觀以反移民和疑歐論為核心訴求的新選擇黨,則從議會里一席都沒有迅速崛起為民調經常能夠超過10%的重要的全國性政黨。目前,該黨不僅在聯邦議會中,而且在德國所有16個地區議會中都擁有席位。

            開門接納難民的政策在國外也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受到壓力的鄰近國家指責默克爾的決定誘使更多移民涌入歐洲。而且,事實上,德國最終還是不得不對難民關閉了邊境。

            我們也許永遠無法得知默克爾對自己在2015年夏天作出的這個驚人之舉的內心感受,但她還是留了一些蛛絲馬跡給我們。

            在作出這項決定之前,她曾說:“將這個任務看成是對歐洲的歷史考驗并不夸張。”

            而在宣布這項決定時,她說:“是時候翻開新的一章了。”

            稍后,面對源源不斷的批評聲音,她曾這樣表態:“如果我們現在必須開始為以友善態度應對緊急情況道歉,那么這不是我的國家。”

            但一年多以后,她明顯放低了身段:“如果可能的話,我將讓時間倒退回許多、許多年前,這樣我就能讓自己、整個政府以及所有負責人員更好地準備應對2015年夏末讓我們措手不及的局面。”

            幾十年來,德國從未如此繁榮和重要,默克爾也依然是深受德國和世界歡迎的政治家,這讓她能夠充滿尊嚴地離去。然而,如本文之前已經說過的,默克爾領導的政府眼下卻并不受擁護。在大選僅剩下三周都不到的時候,它的民調支持率仍沒有止住下滑趨勢。

            許多不滿正在暗暗滋長。

            其中最重要的是,在默克爾長達16年的統治中,她將德國政治以及自己的政黨牢牢地控制于中間路線,她所踐行的是一種共識主義。在她執政的前期,這是一套大獲成功的策略。它使得德國避免了席卷其他西方國家的民粹主義和政治兩極化,也讓歷來厭惡風險的德國社會安穩而放心。

            但到了“默克爾時代”的尾聲,這種共識政治日益顯出其捉襟見肘的一面——過去的兩面討好,變成了如今的兩面不討好。在自己的黨內,很多人批評她向左走得太遠了,脫離了保守派政黨的根基,雖然壓倒了長期的政敵社民黨,但卻讓基民盟自己變得與社民黨難以區分。而在她的黨外,伴隨著更左的綠黨和更右的新選擇黨的強勁崛起,它們正在蠶食過去聯盟黨的地盤。

            這似乎表明,默克爾式的中間路線已經走到了盡頭。在全球性的政治兩極化趨勢下,就算德國也很難免疫。在沒有默克爾的未來德國,政治妥協將是一項越來越艱難的任務。

            除此之外,默克爾執政16年的成就之下也掩藏著諸多敗筆。

            也許德國的確從未像今天這樣繁榮和穩定,但在一些人看來,這是犧牲了未來的結果。

            作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這些年來德國保持了高增長、低失業率,民眾生活水平穩步提高,政府財政也出現了令人艷羨的盈余。然而,默克爾雖然推行親商的經濟政策,但作為右翼的她并沒有改變德國的過度監管和“謹慎行事”的商業文化,這會扼殺創新和冒險精神。由于德國未能推動關鍵工業部門的技術改造和數字化的基礎設施的現代化,德國可能已經錯過了新一輪數字革命。在面向未來的競爭中,德國和歐洲在起跑線上就已經輸給了美國和中國。

            默克爾有時也會公開提及歐洲急需的一些經濟改革,諸如形成數字單一市場、推進銀行業聯盟、整合金融市場等等。例如,她曾說,歐盟應該識別自己所缺乏的技術能力,然后迅速采取行動填補空白。“我認為,芯片應該在歐盟內部進行制造,歐洲應該擁有自己的能夠無限擴大規模的巨型企業,應該能夠生產電池。”她還曾援引歐盟《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的例子來說明,歐洲應該在未來的數字經濟領域成為一個規則制定者、而非規則接受者……

            然而,一如在許多重要的戰略性問題上的慣常表現,她在這些方面都沒有什么系統性的藍圖,也很少花力氣推動持續的行動。

            因此,如果做一個濃縮的概括的話,我們或許可以這樣對她進行“蓋棺定論”——

            在默克爾治下,德國各方面過得都不錯,歐洲也避免了一場幾乎不可避免的滅頂之災。但是,默克爾并沒有帶領德國和歐洲為迎接未來的挑戰做好充足準備。

            默克爾自己曾經說過:“我專著于我的工作。”這是政治家的優秀品質,尤其是與當今世界上那些只會挑動民眾分裂的夸夸其談的民粹主義政客相比。然而,如果一個被眾人寄望制定戰略的政治家僅滿足于做好眼前和手頭的工作,那么他(她)就不可能成為歷史的主角。

             

            經濟觀察報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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