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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考慮我的歷史地位,我做我的工作”——安格拉·默克爾的政治遺產(下)

            陳季冰2021-09-21 20:09

            (圖片來源:東方IC)

            陳季冰/文

            未來的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一定會把瑪格麗特·撒切爾與安格拉·默克爾放在一起作細致的對比。的確,如果撇開伊麗莎白一世、葉卡捷琳娜這樣的古代世襲君主,撒切爾和默克爾是現代民主制度之下西方最杰出的女性領導人。

            但是,我們在她們兩位身上幾乎找不到任何共同點——

            撒切爾在任何場景下都是咄咄逼人,她最喜歡的就是針鋒相對,直擊政治對手軟肋;而默克爾感情不外露,她冷靜從容、很有分寸感和親和力地應付各種人事。

            撒切爾是堅定不移的意識形態斗士,善于描繪宏偉燦爛的藍圖;默克爾雖然也很有原則性,并且思路清晰,但她意識形態立場極其模糊,甚至連實施某個戰略的路線圖都沒有,給人的感覺始終是在處理具體事務。

            撒切爾是天生的領袖,演講時激情澎湃;默克爾不善言辭,她的演講常常令人昏昏欲睡,并且她也似乎缺乏最基本的選戰技巧。作為當代歐洲最重要的領導人,她很少展現出領袖風范。她自己也一直十分抗拒外界給予她的那些越來越崇高的桂冠(某種程度上更是期許),《紐約時報》曾經這樣評論她:不情愿的西方領袖。

            這么說吧,任何一個商學院教授如果想要開一門“如何成為杰出領袖”的課程,都可以把安格拉·默克爾拿來當做經典的反面教材:她相貌平平,不善著裝,拙于演說,缺乏魅力;她不樂于、也不善于利用媒體,從不描繪激昂慷慨的遠大愿景,也沒有傳遞出什么堅定果敢的意志力;甚至連她的政治理念究竟是什么,她做過哪些重要的決定,大多數人都說不太清楚……

            這與德國特殊的政治風格有密切關系,但即便以嚴謹乏味的德國人的標準來衡量,默克爾也絕對是一個單調乏味的人。在當代,她就是星光熠熠的巴拉克·奧巴馬和絢麗多姿的唐納德·特朗普的反義詞。

            曾經有媒體記者問默克爾,作為當今世界上一位重要的政治領導人,她將如何看待自己在歷史上的地位?默克爾冷淡地回答:“我從不考慮我在歷史上的角色,我做我的工作。”

            從這里,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默克爾留下的政治遺產的另一個側面。

            反烏托邦政治

            曾有人問默克爾,談到“德國”時,會令她想到什么?默克爾給出了一個令人難忘的奇特答案:“我想到的是密封良好的窗戶,其他任何國家都制造不出這么精美且密封良好的窗戶。”

            這是一個經典的“家庭主婦”式的即興回答,但這其實更是一種經過深思熟慮的“反烏托邦”政治理念的刻意呈現。

            這既是默克爾個人的政治風格,也根植于現代德國與眾不同的政治文化,默克爾以自己的方式進一步強化了這種政治文化。

            在世界其他地方,無論民主體制還是威權制度,政治都是用有關夢想、偉大、英雄和烏托邦的語言來包裝的。尤其是民主選舉的政治框架下,在白熱化的競選中最終勝出的大多是那些高呼一句口號就能讓民眾熱血沸騰的明星鼓動家。在那些地方,優秀領導者所必備的主要能力就是用富有感召力的方式清晰地傳達一種愿景,用它來賦予自己的具體政策以意義,爭取盡可能多的民眾支持。這種宏偉愿景與政治上的進步主義或保守主義沒有必然聯系——它們有時是向前的,描繪美好未來,鼓勵變革(“改變!”);有時也可能是朝后的,緬懷逝去的黃金年代,抗拒改變或干脆要求走回頭路(“讓美國重新偉大!”)。

            德國則不然,德國是一個告別了烏托邦的“后英雄主義社會”。

            因為對過往慘痛歷史的深刻反思,德國舉國上下——從基層選民到上層精英——都非常警惕這套烏托邦敘事。在戰后的德國,關于偉大的夢想一直是一個禁忌。戰后第一任德國總理康拉德·阿登納的競選口號是“不做實驗”,赫爾穆特·施密特的“名言”更加斬釘截鐵:“有想象力的人都應該去看醫生。”

            有人開玩笑說,在德國,每一個政客都在積極地使自己的演講變得令人昏昏欲睡,因為這樣才會讓那些秉性理性嚴謹的德國選民感覺到他們身上的責任感、清醒以及節制。

            如果你看過以往德國大選的電視辯論,你會無比驚訝于激烈選戰中的那些候選人之間根本就沒有任何“炮火”。相反,他們像是在開政策座談會。討論的話題大多也細小而瑣碎,諸如高速公路要不要收費、婦女的產假要不要延長……候選人之間不時還會發出一些對對手的表揚和稱贊,顯得惺惺相惜的樣子。

            今年的德國大選由于選情撲朔迷離,算得上是歷年來火藥味最重的一次了。但在8月29日的第一場電視辯論中,來自基民盟拉舍特、社民黨的朔爾茨、綠黨的巴爾博克三位總理候選人仍然沒有表現出多么強烈的“戰斗精神”,以至于為了喚起觀眾的期待和提高收視率,主持開場就要求三位候選人闡述一下為什么另外兩位不應該當選總理……即便如此也沒能讓三位“謙謙君子”之間爆發什么激烈的口角,更別說我們已經習以為常的特朗普式的人身攻擊了。

            在歷史上,沒有哪個國家的政治激情比曾經的德國更熾熱,政治話語比曾經的德國更高挑。然而,眾所周知,它們招致的空前絕后的災難,不僅是德國自身的,還是全人類的。因此,二戰以后的德國已經徹底重塑了自己的政治動員方式和政治話語體系。

            話說回來,這種政治文化或許還與不同民族的文化傳統有一定關系。歐洲北部國家——除了最早進入現代政治的英國——的政治文化普遍都很沉悶、乏味、單調。在當代德國政壇,更中庸、更重細節、更少冒犯性觀點的政治家和政黨通常會比那些更善于勾畫宏偉藍圖的激情洋溢的“領袖”更容易受到選民青睞。二戰以后執政時間最長的德國總理都是那些缺乏人格魅力的四平八穩的技術官僚型人士,例如來自基民盟的康拉德·阿登納(Konrad Adenauer,14年)和赫爾穆特·科爾(Helmut Kohl,16年)。

            不過,就算按照德國的標準,默克爾大概也是其中最乏味的那一個。在把政治搞得沉悶乏味這一點上,默克爾貫徹得比任何一位前任都更加徹底。即使是在2015年夏天,默克爾毅然決定向100多萬中東難民開放邊境的時候,她的那句著名的話——“Wirschaf-fendas”(“我們可以做到這個”),被認為是對奧巴馬的“是的!我們可以!”的呼應,但它的調門也要低得多。這更像是對國民的一種保證,而非激勵,誠懇而又平實。

            正因為這樣,默克爾被另一些觀察者認為是真正富有遠見的政治家,她的低調風格和乏味言辭,降低而非抬高了所有人的期待。她深切地懂得,領導力絕不僅僅是滔滔雄辯。那些善于描繪宏偉藍圖的政治家說到底是在給自己挖坑,他們那些無法實現的藍圖會讓他們面臨聲譽掃地的風險。而經常描繪一幅幅美好但實現不了的愿景,又一定會反過來對現有領導力造成持久的損害,看看奧巴馬給自己造成了多大的麻煩吧!在普遍相信只要是提出的計劃就應該不折不扣執行的德國人那里,情況更是如此。

            在這個到處充斥善于操控民意的民粹主義政客的時代,默克爾看起來卻總是更喜歡把政治辯論變成學術討論。對外界給自己貼上的“自由世界領袖”之類標簽的近乎本能的恐懼和厭惡,充分展現了默克爾——以及她所代表的德國政治文化——對一切高姿態的排斥。這種排斥不僅是面對德國國內政治時,也延伸到她對歐洲及世界政治的態度。

            即便身處順境時,她也充滿警惕。她不想當“領袖”,而愿意扮演協調人的角色——在持各種意識形態的狂熱分子當中,將自己塑造成一個溫和的調停者。

            如果有一個叫做“默克爾主義”的政治哲學的話,那么它的要旨就在于:她從不許諾激動人心的“變革”,相反,她總是讓選民安心地認為,已有的什么都不會失去,進一步的改善也不必要經歷什么翻天覆地的變化。只是由于默克爾的方法太過謹慎和低調,以至于根本不可能會有人想到要總結出這樣一個“默克爾主義”。

            從某種意義上看,今天的德國政治有點像20世紀以前的英國政治:政治目標首先避免重大災難,然后是通過零敲碎打的政策改進取得一些看得見、摸得著的切實的進步。這種“英國式”的經驗主義或保守主義政治文化所最為反對的,便是勾畫整體性的宏大藍圖,展開全民政治動員,以期推動全方位的根本性變革。遺憾的是,德國人從本民族血的歷史教訓中學到的這種政治智慧,正在被創造它的英國(還有一脈相承的美國)輕易拋棄。

            但歷史的吊詭之處恰恰在于,16年過去后,人們今天回頭再看,德國實際上已經發生了重大轉向,一場不動聲色的革命。今日德國所做的很多事情,放到2000年時是不可想象的。德國不再是從前的那個德國了,無論結果如何,謹慎低調的默克爾正在大膽地改變這片土地,她本人也因此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尤為值得稱道的是:這樣的“革命”并沒有給德國民眾造成過什么痛苦和不適應。

            從默克爾身上,我們得到的是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重大啟發:務實的政治文化往往比烏托邦主義的政治文化更快地接近烏托邦主義者所希望達到的目標。

            “別無選擇的選擇”

            2012年初春的某個上午,安格拉·默克爾在布魯塞爾簽署了一份事關緊急救援的歐盟財政協議。那段時間,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發酵到頂峰,全球金融市場都在談論歐元這個超主權貨幣體系何時將會崩潰。

            當天下午,默克爾回到柏林,5點準時下班。在從總理府步行回自己公寓的路上,她順便到超市買了一些青椒、圓白菜、橄欖和白葡萄酒……這一場景被超市里的一個顧客拍了下來,隨后發表在德國《新畫報》上,引起了熱議。但那家超市里的營業員和其他顧客都沒有把這當成一個新聞,因為這對他們來說早已經習以為常。

            過去10年里,在一波又一波嚴重危機——從金融危機到恐怖主義,從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到中東難民潮,從英國脫歐到新冠大流行——的重壓之下,德國在歐洲一直扮演著中流砥柱的穩定錨角色。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近年來席卷整個西方的民粹主義浪潮在這個歐洲中心國家似乎也掀不起多少風波。

            如果你驚詫于默克爾這樣一個毫無個人魅力可言的領導人是怎樣領導德國達到這一切的?她在德國政壇為什么能夠擁有如此穩如磐石的地位?上面那個細節或許能夠說明些什么。當整個世界風雨飄搖時,尋常的柏林市民看見的是他們的總理氣定神閑地和自己一起在超市排隊付款,他們感到了踏實。

            默克爾身上有一種極為罕見的天賦,壓力越大,她反而越淡定從容。之所以我稱此為天賦,是因為這種秉性基本上不是后天能夠習得的。有一則故事生動地說明了默克爾的這種秉性——

            1989年11月9日,一條舉世震驚的新聞在電視上反復滾動播出:東德和西德的邊界開放了!那年默克爾35歲,是一位生活在東柏林的物理學家。她當然也在第一時間看到了這條新聞,但她并沒有像許多她那個年紀的人那樣,心潮澎湃地涌向柏林墻。相反,她照舊去了桑拿房,這是她每周四的慣例。在洗完桑拿后,她才步行前往離自己最近的過境通道,進入了西柏林。她在西柏林一個陌生人家里喝了幾杯啤酒后,按往常的作息時間準時回家上床睡覺,而不是像其他年輕人那樣涌向聯邦議會大廈和勃蘭登堡門前的廣場徹夜狂歡。因為第二天她還要準時上班……

            多年后當她成為統一后的德國總理時,她也是以這樣的冷靜克制和從容不迫來治理這個本已經理性到了極致的國家。

            最具有默克爾標志的政治風格,反應在她對于那些有可能釀成重大風險的政治行為的態度上。簡單粗略地說,她因為厭惡風險而不情愿采取行動。就拿應對歐元危機這件事情來說,批評者們對默克爾的普遍指責就是她的行動“過少”,而且“過于遲鈍”。

            事實是,在絕大多數事情上,她都是這樣寧愿少做不愿多做。以至于她的這種近乎變態的小心謹慎讓德國人發明了一個新動詞——“merkeln”,意思就是:什么也不做,什么決定也不作出,什么表態也不發表。最近我看到有中文作者把這個新詞翻譯成“默言默行”。

            在許多人看來,默克爾的所有重要決定都是拖到不能再拖才不得不勉強作出的。默克爾自己的言辭也強化了這種觀察,她通常會把自己的決定稱為“別無選擇的選擇”。完全不像其他領導人,總是喜歡吹噓自己的決定是多么主動積極,多么偉大光榮正確。然而奇怪的是,當默克爾說自己的某個決定是“別無選擇的選擇”時,并不顯得消極和無奈。許多德國人自然地把它理解成,這是在反復的冷靜比較后選擇的唯一合理的方案。

            確實,在低調的政治敘事中,“別無選擇的選擇”或許不那么鼓舞人心,但卻是最令人放心的。就像默克爾這個人一樣,看起來難免“小家子氣”,但卻與“魯莽”完全絕緣,一如既往的堅定和沉著。這難道不是我們這個時代里政治家最應該具備的優秀素質嗎?

            這給她自己帶來了莫大的好處,她的成功也顯然不是偶然或走運。人們不用擔心和警惕默克爾,就像擔心和警惕唐納德·特朗普和鮑里斯·約翰遜那樣;人們也不必懷疑和嫉妒默克爾,就像懷疑和嫉妒奧巴馬和馬克龍那樣。人們很明確地知道,既不必對她抱有不切實際的過高期望,也不用焦慮和擔憂她會突然發出什么不可操作的指令,作出什么無法適應的突然和重大改變。

            甚至連她數十年不變的發型、著裝、打扮也日復一日地向外界傳遞著穩定的信號,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風云變幻,默克爾永遠都是那個大家習慣了的樣子。將近一代人的時間過去后,默克爾的形象與德國總理似乎已經劃上了等號。

            從這個意義上,說默克爾的執政風格不像一位民選的政客,而像是一位國王,是不無道理的。在今天的德國選民心目中,她更像一位母性家長。在擔任總理那么多年后,“Mutti”(媽咪)也確實是許多人對她的昵稱。

            德國《明鏡》周刊網站曾在一篇評論中說:“沒人能確切說出她的立場是什么,但是許多選民都感覺默克爾總理很可靠。”

            這確實是對她執政風格的最好總結。

            愿望與可行性之間的平衡

            但如果認為默克爾在政治上的成功僅僅是憑借著她小心翼翼的“拖延”和從容鎮定的天性的話,那可能是大錯特錯。默克爾只是大話說得少,大事決定的少而已,事實上,她一直在仔細地觀察和思考。要說“說得少,想得多”,當今西方領導人中無人能與她相比。

            在2011年下半年到2012年上半年歐元區看起來不可避免地走向解體的黑暗時刻,默克爾有一次曾對當時的保加利亞總理博伊科·鮑里索夫(Boyko Borisov)說,歷史上,瑪雅和其他許多文明先后都消失了。她的潛臺詞很明顯:今日歐洲并不必然會延續下去。她說那個話的時候神情相當尋常,就好像在問鮑里索夫要不要來杯咖啡一樣。

            而默克爾自己曾說過,她擁有“在早期發現系統崩潰的勝任能力”。這也得益于早年在東德的生存經驗。據說默克爾曾公開對布魯塞爾的同僚說過:既然東德可以在一夜間崩塌,歐盟為什么一定不會呢?

            尤其是在2016年英國公投脫歐和特朗普當選以后,西方被撕裂了。默克爾更加堅信,歐洲的自由民主與和平繁榮并不是“自然規律”。她甚至還想到了更壞的結果?!睹麋R》周刊的一篇報道中寫道,默克爾在2018年對議會內基民盟成員講述了德意志宗教改革后爆發的血腥戰爭。她當時說,在著名的“三十年戰爭”(那是一場宗教戰爭,抹掉了德意志地區1/3的人口)之前,歐洲已經享有超過60年的和平歲月,人們對即將爆發的史無前例的沖突毫無準備。“二戰結束至今,70多年的和平過去了”……

            默克爾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使命就是阻止它的發生。

            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初,默克爾也是最早察覺其可能蘊含的重大災難性的少數幾位領導人之一。2020年3月18日,默克爾對全國民眾發表電視講話時說:“從兩德統一、甚至是從二戰以來,我們未曾遭遇如此嚴峻的挑戰……”

            正因為擁有敏銳的嗅覺,被稱為“歐洲消防指揮官”的默克爾會躲在幕后,不知疲倦地關注和研究細節。

            在烏克蘭克里米亞危機時,她曾親自認真地研究軍事地圖;在希臘危機時,她深入研究希臘復雜而低效的養老金制度,然后一條一條拿出來和當時的希臘總理亞歷克西斯·齊普拉斯討論。一位曾目睹她與奧巴馬電話會議的幕僚形容說,“他們像是在進行一場碩士生研討課”。至于默克爾內閣中的部長們,則對于她強大的公文細節記憶能力感到畏懼……

            有人正確地指出,作為一位物理學家所接受的學術訓練影響了默克爾面對政治時候的方法:1,勤勉,且有找到答案的堅定決心;2,就事論事;3,對面前的問題進行冷靜、有條不紊和符合科學的剖析;4,謹慎的、小心求證的最終結論。

            《明鏡》周刊還曾報道說,默克爾的總理府平均每周委托開展三次社會調查。而她任內的兩項看似最大膽冒進的決策,即2011年日本福島核事故后宣布德國關閉并拆除所有核電站,以及2015年向100多萬中東難民開放邊境,都是在獲得了當時充分的民意支持后作出的。

            這讓默克爾有時表現得像一個在民意面前見風使舵的機會主義者,她的立場經常出現搖擺,甚至180度的大轉彎。在關閉核電站、歐元區紓困、接納難民、最低工資等幾乎所有相對難以決定的事項上,她都經歷從一開始堅決拒絕到最終熱心擁抱的政策轉向。就在10年前,默克爾還曾經尖銳批評過所謂“文化多元化”,但最近她經常贊揚移民在“豐富德國文化生活”方面發揮的作用……

            這些看似前后矛盾的態度充分展現了默克爾不為意識形態所桎梏的靈活務實的一面,某種程度上說也是她駕輕就熟的政治手腕。

            在決定行動前,她總是會先試探各方意見、并權衡所有選項;她會堅持自己的立場,但當前方出現重大障礙時,她會小心翼翼地繞開;她愿意耐心引導和說服選民,但如果民意的發展趨勢不是理解,而是越來越多的抗拒,她就會在選民的不滿轉化為憤怒和敵意之前先作出讓步;她做任何事情都會有所保留,不輕易作出承諾,時刻準備拋棄不合時宜的政策。

            默克爾的溫和姿態背后是她強大的政治生存能力,她總是能夠敏銳地嗅出潛在的威脅并在危險變成現實之前提前做出行動。當她認定這種威脅是無法抵擋的,她就做出180度的轉向,把自己先前堅持的理念拋在腦后。

            一位政治評論家說,如果綠黨的立場可以帶來幫助時,她就會成為綠黨——棄核便是典型;如果社會民主黨的立場能帶來好處時,她又會成為社會民主黨——支持最低工資就是一例。她總是能夠通過吸收政治對手的想法而回應選民情緒,進而將對手的擁護者轉化為自己的選民,縮小對手的民意地盤。通過牢牢占據德國政治的中間溫和立場,默克爾成功地使左右兩翼的反對派邊緣化。

            令人佩服的是,默克爾并不是靠給自己披上許多終將被戳穿的政治偽裝來實現這一點的,不善辭令的默克爾索性坦然地以自己樸實無華的本色示人。她既不試圖迎合選民的情緒,也無意用宏大的目標去引領他們;她專注于解決眼前的問題,而不像許多政客那樣好高騖遠或愛慕虛榮;她既不頤指氣使、咄咄逼人,也不故作親民、曲意逢迎;她非常善于為將要推出的政策設定好彈性參數,然后讓人們自己作出選擇——這樣能夠保證最終的結果不會超出她可以接受的框架……

            她還很善于讓反對她的人感覺到她已經充分了解他們的核心訴求,并相信她其實比他們打算支持的政客更有能力幫他們實現這些訴求……

            在用人方面,默克爾也是如此。她既愿意信任下屬并向他們分享權力、分擔責任,但又不會“死保”任何一個出了錯的人,哪怕他(她)是自己的心腹。這在對待她親自選定的接班人、基民盟前主席安妮格雷特·克蘭普-卡倫鮑爾的去職問題上表現得最為明顯。

            在默克爾的批評者看來,她的這些重大的妥協和權宜之計已經損害到她核心價值觀,并且讓基民盟失去了方向。

            但事實上,作為一位極為重視客觀事實的科學家,默克爾非常希望把事情研究得清楚透徹,而一旦做出決定,她會堅持不懈。但這樣的情況不會,也不能太多。當所有問題都是“原則問題”時,事實上就是毫無原則。默克爾愿意為一些深層信仰而付出代價,但她深刻地明白,這需要動員足夠的政治資本。環顧當今同代西方領導人,沒有人能夠像默克爾那樣積累起如此深厚的政治資源。這正是通過她日復一日的務實與妥協換來的。

            從事政治與做學問是截然不同的,成功的政治是良好愿望與現實可行性之間的完美平衡。在這個問題上的理解和實踐,讓默克爾與奧巴馬高下立判。默克爾無聲無息地從背后推動了德國的巨大“轉變”。

            “政治發燒時代”的最好退燒藥

            告別的時刻終將來到。

            我認為,默克爾16年漫長統治留下的最重要的政治遺產,并不是她做了什么——事實上她沒有留下太多值得銘記的豐功偉績,而是她以什么方式去從事政治。在當今民粹主義熱浪滾滾而來的西方,政治風格和政治倫理的重要性尤其凸顯。簡言之,沉悶乏味、缺少魅力的默克爾就是這個“政治發燒時代”最好的退燒藥。

            然而,正如我在本文的上篇中已經寫到的那樣,無論誰接替默克爾,“默克爾時代”都將難以延續,德國面臨著又一次重大轉向。這是因為——

            默克爾帶領德國穩步取得的成就提升了世人對德國的期待,就像全球媒體這些年來給予她的頭銜水漲船高一樣。默克爾的把所有麻煩事“拖到最后”的模糊立場和技術官僚式的審慎風格讓越來越多人失望和不滿,他們期待實力雄厚的德國能夠就自身在西方秩序和全球化體系中的角色描繪一個清晰的愿景,并為捍衛和重塑這一秩序承擔更大責任。

            不做決定,在很多時候是一種非常明智的選擇,很多看似火急火燎的問題會隨著時間推移而自動消弭。然而,的確有很多問題不可能無休止拖延。就拿歐元區的紓困來說,只要德國總理不點頭,事情就必然朝崩盤方向發展。當年的愛爾蘭總理恩達·肯尼(EndaKenny)曾經說:德國一開始總是否決,最后總是不得不接受。

            擺在默克爾后任面前的現實就是,2021年的德國在歐盟和歐元區的重要性要比2005年大得多,這使得他們克隆和延續默克爾式的“拖延戰術”的空間也小得多。

            更重要的是德國國內,默克爾也許的確稱得上是一位富于遠見的成熟的政治家,她對于自己時代的德國選民的心理把握總體上是準確的,她的安撫也是到位的。然而現在看來,縱使是默克爾,也只是“拖延”了民粹主義和極化政治在德國的滋長和爆發罷了。她的繼任者將要面對的,注定是一個更加不妥協的政治操作空間。

            說起來這可能也是默克爾的成就所致——這是長期持續穩定的政治所要付出的代價。由于一直陷在技術性的細節中,缺乏對大方向的政治辯論,也就是我們中國俗話說的“只顧低頭拉車,不顧抬頭看路”,目前的建制派政治力量顯得暮氣沉沉,缺乏生機。這給了極左和極右勢力以崛起的機會,而國際上的大勢則又主張了后者的勢頭。這種趨勢在今年德國大選前的各種民調中展露無余:中間派的聯盟黨和社民黨的民意支持率都創下了歷史新低,左右翼激進勢力則聲勢高漲。

            因此,沉悶乏味在政治上可能不是壞事,至少比無法實現的夸夸其談要好,比謊言尤其好太多。但僅有沉悶乏味畢竟是不夠的,說到底,默克爾只是民粹主義的“退燒藥”,要想真正“治愈”民粹主義的“病根”,正確的愿景和必要的雄心是少不了的。

             

            經濟觀察報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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