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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觀頭條 | 中小企業困在賬期里,年關再掀清欠之戰

            高若瀛2021-12-03 22:10

            (肖利亞/制圖)

            經濟觀察報 記者 高若瀛 中秋節當天,還在家陪孩子的楊勁松,突然接到事業部經理的電話。

            對方在電話里有些緊張,說他們的大客戶新力地產,股價“跌了5毛”。

            楊勁松起初沒當回事,晚上再瞄股價時,卻從頭涼到腳:股價是從5塊跌“到”5毛。

            腦子一片空白的楊勁松,立刻跑到上海找到新力高層,對方卻說,老板已經聯系不到了。

            他想,過去一年分批到期的質保金、到貨款、安裝款的3000萬尾款,可能再也要不回來了。

            楊勁松打理的是一家固裝家具裝飾企業,憑借自主研發的自動化產線,2019年入選了工信部第二批專精特新“小巨人”,一年營收約2億元。

            這個差點猝死的企業,如今還在苦撐:為完成“保交樓”任務,眼下還有7000多萬的合同需要繼續投錢,工廠租金和工人工錢也不能停。

            如果說,新力或者地產業在當下有特殊性,但像楊勁松一樣,遭遇客戶拖欠貨款的中小供應商們,并不在少數。

            2021年11月,《經濟觀察報》聯合廣東省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針對協會的會員企業進行了一份圍繞“賬期”的問卷調研。

            之所以選擇廣東省,是因為這里是中國的制造業重鎮,規模以上制造業企業數超5萬家,居全國第一,且工業門類齊全。

            一直以來,中小企業收款難,備受高層關注。清理拖欠也是政府的重要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其中就包括去年7月發布、9月實施的《保障中小企業款項支付條例》(以下簡稱《條例》),隨后全國各省都專門設立了違約拖欠中小企業款項登記(投訴)系統。

            在這些舉措實施一年多之際,12月1日最新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李克強總理再次強調要“依法依規加大對拖欠中小企業賬款的整治力度”,并指出“受國內外復雜嚴峻環境和疫情多點散發等因素影響,中小企業應收賬款增長較快、被拖欠情況增多”。

            在這次調研中,參與調研的118家企業,77%來自加工制造業。盡管調研樣本數量有限,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當前中小企業的所面臨的情況。調研結果顯示:超70%企業在過去一年中有被拖欠款項;82%的企業認為,其所屬行業存在賬期過長的現象;超六成企業主表示,行業賬期困局正在加重。而這些被調研企業中,約1/4還是廣東省和國家級的專精特新“小巨人”。(詳見07版《“供應鏈相關企業賬期現狀”聯合調研報告》)

            年關將至,一場清欠之戰打響。而這次,中小企業又能否從賬期中突圍?

            困在賬期里

            訂單來了,緊跟而來的是賬期。“訂單拿的越多,死的越快。”李晟說見過太多被不斷累積的賬期拖垮的同行。李晟也經營著一家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

            2017年,在企業營收還在快速上漲的年頭,李晟斷然砍掉了近20%的客戶,“實在受不了了,企業營收的數字看著不錯,但賬戶里沒錢,全是應收賬款,賬期越拉越長。”

            國家統計局數據也顯示,截至10月末,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應收賬款18.90萬億元,同比增長11.3%;應收賬款平均回收期51.6天。

            應收賬款平均回收期,落在楊勁松的頭上,就需要乘以7甚至是14。他說,他承接的地產項目,整體結清賬款的周期平均為2年。

            這次調研也顯示:國內業務平均應收賬款天數,31%的企業在60-90天,29%的企業在90-180天,9.4%的企業甚至能達到180-360天。

            賬期本質上是一種商業信用,是廠商向購買者供貨后,直到購買者付款的這段時間。面對采訪,沒有一家供應商能準確說出,客戶的賬期究竟是如何從30天、60天變成90天的。

            在負責國內某品牌手機供應鏈采購業務近五年的潘方看來,他們會評估供應商相對于集團的戰略地位,再給出相應的賬期,從30天、60天到90天不等,盡管從采購角度,賬期對外是聲稱不能變的,但背后的實際操作會有差別,“一些關鍵、具有不可替代性的供應商話語權更強,但像一些中低端產品如注塑件,這些供應商的賬期,已經從去年的60天漲到今年的90天。”

            以小家電供應鏈生態來說,“3+6”長度的賬期,是行業常態:即3個月到期后,下游客戶會再開一張6個月到期的商業承兌匯票。小企業一年能周轉4次的流水,生生被拉長不到2次。

            同樣的情景,在地產業更為普遍。楊勁松清楚記得,2016年,他第一次從萬科、華潤拿到商業承兌匯票時還一頭霧水。他專門看書研究,最后得出一個今天看來似乎“顯而易見”的結論:這不就是“賴賬”么。

            好在,萬科、華潤在供應商間的口碑不錯,商票的流轉和兌付沒出過問題。但從那時起,楊勁松感覺,越來越多的地產商,開始在應付賬款中夾雜著銀行承兌、商業承兌,以至于本就不算短的賬期,變得更加漫長。

            口碑欠佳的地產商開出的商業承兌,紙面價值會在長時間的等待兌付中,大打折扣。前不久爆雷的恒大地產,僅2020年末的應付票據余額就高達2057億元,主要都是商業承兌。

            “恒大的商票現在打五折都沒人要。”沒接過恒大訂單的楊勁松,開始還慶幸躲過了這個天坑,但沒想到新力地產也爆雷了,“產業鏈都是連環套,你不知道他還欠著誰的錢。”

            僅恒大一家2000多億商票背后,被套牢的就是數以千計的大中小供應商。一個合理的結論是:如果賬期短一點,這些出現問題的公司,產生的鏈式反應,或許不會如此強烈。

            相比之下,李晟就幸運得多,他將這種幸運歸結于自己的“保守”。當2018年,有些企業扎堆擠進新能源充電樁的風口時,李晟避開了這個雷。追風企業找來時,希望李晟給出的授信不低于6個月,最好能到12個月,他們才能周轉開資金,“但行業中間稍微有點問題,很多企業直接就倒掉了,如果當時我接下那幾批訂單,至少虧進去1500萬。”

            但李晟的同學就沒那么幸運,給國內一家頭部白家電品牌供貨三年,倒虧50萬。在李晟看來,問題不僅在于賬期的長與短,背后還有人為設計、人為操縱的因素。

            李晟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假設銀行貸款利率是4.4%,這些大品牌客戶也按照該標準給供應商發放商業承兌匯票,參考的是“3+6”的周期。如半年到期兌付,利息就減半為2.2%,“但很多時候,我們著急用錢,時間未到不一定能兌得到,有很多人專門收這種票。本來半年只需要2.2%利息,他們卻要按6%-8%回收商票。但他們在企業內部有關系就能兌付,這中間就存在不小的套利空間。”

            事實上,根據經濟觀察報的了解,在一些大型企業周邊,普遍活躍著一群以票據為生的群體。更甚者,企業的內部人會通過各種方式——直接或間接地,要供應商到其指定的地方貼現。這些指定的地方當然會要求更高的貼現利率,但他們卻同時能夠按更優惠的利率從企業處得到兌付。

            在核心企業的生態供應鏈中,大企業無需在銀行做抵押,就能隨意開出“信用支票”,不能“銀貨兩訖”的供應商們,深陷商票流轉的困局之中。

            何以如此

            為什么會這樣,為什么不能是更短賬期?

            李晟的理解是,中小供應商的貨款相當于大企業的無息貸款,當然占用的時間拖得越長越好,“生意面前,現金流是最重要的。”

            很多看似奇葩的拖欠理由,在保衛現金流面前,都能解釋得通了。比如,銀行月底對企業賬目余額進行清點的時候,更多現金,是企業獲得更多貸款的保障。再比如,上市公司在披露中報、年報前后,對供應商的應付賬款也往往處于收緊狀態。“在這些時點,你是甭想拿到錢的,什么要競標買地,其他供應商沒完活、項目就不能整體結算等等,都是他們拖欠的理由。”在楊勁松看來,本來只是一些人為設計的內部KPI考核指標,與企業經營的交易往來,并沒有直接關系,卻逐漸讓賬期越拉越長。

            事實上,在會計學和很多公司研報中,經常會看到這樣的表述:通常情況下,應付賬款周轉天數越長越好,說明公司信譽良好,對于供應鏈的把控能能力較強,可以更多占用供應商貨款,來補充營運資本而無需向銀行短期借款。如果企業的應付賬款大于應收賬款,無非就是利用他人資金獲取“借雞生蛋”之利。

            在中央財經大學教授繆因知看來,企業這么做的原因很簡單,就是變相融資。大企業在往下游銷售貨物時,往往是快速回款;若此時尚未向上游供貨商結賬,暫時錢貨兼得。大型制造商、銷售商的供貨商較多,積攢起來相當可觀。

            一個可見的擴散是:世紀之交時,賬期過長、拖欠供應商款項的重災區,更多集中在批發、零售和地產行業。像超市等大型銷售商在收到貨物后,拖延交付上游供貨商應得的款項,近乎行業慣例。但當時中小企業的應付賬款周轉率,相對是較快的。

            人民大學商學院教授耿建新,曾研究過2012年滬、深兩市A股上市公司應收與應付賬款周轉天數,他當時分析認為,成長性好的企業尤其注重與供應商的合作關系,一般不會隨意逾期還款或拖欠供應商的貨款。

            事實上,過去十幾年間,供應商們面對的賬期,也并非持續地線性增長。在金融危機過后的2013年-2017年,中國工業企業應收賬款同比增幅分別為14.0%、10.0%、7.9%、9.6%、8.5%,總體是趨于下降趨勢的。但2018年下半年以來,應收賬款增速降低趨勢逆轉、提速至今。“中小企業以前也受其害,但這兩年因為疫情,市場銷售出現滯脹,過于追求規模增長的供應鏈核心或關鍵企業,就掩蓋不住原來的問題了,很多管理問題也在這時集中暴發。”供應鏈咨詢管理學者辛童說。

            當賬期拉長的現象,從批發、零售和地產擴散到更廣泛的制造業,傷口開始大面積隱隱作痛。

            在南開大學經濟學教授劉曉欣看來,當前困擾民營中小企業發展的突出問題,是融資難、融資成本高,為增加企業競爭優勢所提供的商業信用——賬期的延長無形中提高了企業的融資成本,進而侵蝕企業利潤,造成實體經濟企業資金鏈緊張,加速不良資產形成。

            在廣東省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謝泓看來,中國企業應收賬款占流動資金的比重在50%以上,遠遠高于發達國家20%的水平;企業之間相互拖欠貨款,造成逾期應收賬款居高不下,已成為經濟運行中的一大頑癥。

            中小企業清欠史

            中小企業款項拖欠問題由來已久,政府也早已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

            其實早在2002年,我國就制定了《中小企業促進法》,2017年做了修訂,其第五十三條原則性規定“中小企業有權要求拖欠方支付拖欠款并要求對拖欠造成的損失進行賠償。”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民營企業座談會上要求糾正一些政府部門、大企業利用優勢地位以大欺小、拖欠民營企業款項的行為,并多次就建立防范拖欠長效機制做出重要指示批示。

            李克強總理多次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清理拖欠民營企業中小企業款項工作。

            2018年開始施行的新版《中小企業促進法》第五十三條,就明確規定“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和大型企業不得違約拖欠中小企業的貨物、工程、服務款項。中小企業有權要求拖欠方支付拖欠款并要求對拖欠造成的損失進行賠償。”

            2018年底,國務院減輕企業負擔部際聯席會議辦公室,啟動了清理拖欠民營企業中小企業賬款專項行動。轉年4月,兩辦印發的《關于促進中小企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也要破解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

            “我看到許多材料反映,拖欠中小企業應收賬款成為一大頑疾,‘貨賣出去、錢收不回來’已經成為較普遍的現象。這種情況如果延續下去,會大大打擊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發展信心。”在2020年7月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總理如是說。當天會議通過《保障中小企業款項支付條例(草案)》。當年9月,國務院公布實施的《保障中小企業款項支付條例》,一度被中小企業主視為轉變困境的“強心針”。

            該條例第八條九明確規定:“機關、事業單位從中小企業采購貨物、工程、服務,應當自貨物、工程、服務交付之日起30日內支付款項;合同另有約定的,付款期限最長不得超過60日。大型企業從中小企業采購貨物、工程、服務,應當按照行業規范、交易習慣合理約定付款期限并及時支付款項。”

            此外,第十條也明確規定:“機關、事業單位和大型企業使用商業匯票等非現金支付方式支付中小企業款項的,應當在合同中作出明確、合理約定,不得強制中小企業接受商業匯票等非現金支付方式,不得利用商業匯票等非現金支付方式變相延長付款期限。”

            《條例》出臺為中小企業提供了維權武器,一系列舉措取得一定成效。數據顯示,自2018年11月份部署清理政府部門和國有企業拖欠民營企業中小企業賬款專項行動以來,到2020年12月底,集中清理拖欠民營和中小企業賬款行動,全國已累計督辦企業投訴問題線索3萬余件,累計清償政府部門和大型國有企業拖欠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逾期欠款8500多億元。

            問題正在得到緩解,但企業面臨的困境依然現實。

            本次調研也顯示:超70%的企業過去一年中仍有被拖欠款項的情況;75%企業認為行業存在賬期困局,其中超過6成企業主表示,困局正在加重。

            《條例》剛出臺時,李晟曾認真看完了關鍵款項,就注意到了第八條中間的數字。他曾試探地給自己一家國企客戶敲邊鼓,看能否把賬期壓到60天,“結果對方說,你可以試試,你可以不做。其實就算60天付款期限到,企業也能搞出各種名目拖著不給。”

            國家前有法條,為何企業能后有對策,且不參照執行?究竟如何把握行政強制性規定與民事主體意思自治的關系?

            其實,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長劉長春,在2020年《條例》正式公布的政策吹風會上,以“付款期限”為例給出過解釋。因考慮到商事活動的復雜性,對機關、事業單位和大型企業這兩類不同主體的“付款期限”作了差異化規定。特別是大型企業,市場交易活動復雜多樣,不宜“一刀切”地對付款期限作出強制性規定,避免行政手段不當干預經濟活動。

            在辛童看來,中小供應商在大品牌商面前沒有話語權,“供應商去告大品牌商,他還要不要做這個生意呢”,即使國家已經出臺相關法律,沒有相關部門監管執行,很難在現實的商業合作中落地,“立法的關鍵在執行。”

            最新部署

            當12月1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再次重申要“清理拖欠中小企業賬款”時,中小企業正面臨不同以往的環境變化。持續高企的原材料價格、用工難用工貴、物流成本,甚至是用電緊張,都讓中小企業承壓運營。

            現在,年關將至,工人的工資要付、疫情還存在不確定性,不斷拉長、拖欠的賬期,很可能成為壓死企業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繆因知看來,政府在當下時點再提清欠中小企業賬款,明確了加強整治的態度,特別是在去年實施《條例》之后,工信部牽頭在全國各省都推行了違約拖欠中小企業款項登記(投訴)系統,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他認為,像此前《條例》第十六條的規定,“大型企業應當將逾期尚未支付中小企業款項的合同數量、金額等信息納入企業年度報告,通過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向社會公示”,相當于讓企業自己報告自己欠錢,在落實時會遇到現實阻力,不如建立完善的被拖欠方投訴報告制度,加快此前平臺舉報的受理確認,讓拖欠的后果能快速體現。

            類似的情況,同樣體現在《條例》的部分規定,在落實責任時,責權邊界仍有待明晰。比如,《條例》第五條規定:行業協會商會應“禁止本行業大型企業利用優勢地位拒絕或者遲延支付中小企業款項”。

            但在一位不愿具名的家電行業協會負責人看來,協會沒有立場、也沒辦法插手企業間的經營和交易,過去一年多,他們能做的更多是將會員企業反饋的拖欠問題,匯總上報有關部門。

            另外一位不愿具名的政府工作人員認為,下一步的關鍵是有哪些更實際的措施,比如《條例》第十一條應該增加一個選項:“失信懲戒”。

            就像經濟學家分析的那樣,賬期過長,本質上耗損的是商業信用。隱含的代價是加大籌資成本、降低企業公信力。如今,這種耗損的代價正在顯現。

            楊勁松認為大地產商們依靠供應商墊資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活下去是最要緊的,創業之初,沒有預付款我們也接項目,現在沒有30%的預付款現金,門都沒有。”他還觀察到,以前眾人捧月般的地產采購經理,如今給他們打電話都變得客客氣氣,就希望他們不要停工,能否寬限還款時日。

            在賬期這件事情上,既做國內生意,又有國際客戶的李晟,體感猶如“冰與火”。盡管國外客戶也有賬期,但普遍控制在60天,到期準時付現金,不會再開銀行承兌、商業承兌變相拖賬。

            拖欠中小企業款項問題背后,還映射出國內市場的營商環境。一些優秀的制造商,不愿意做國內市場,總是感覺國內市場營商環境不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欠款問題。“包括去年到今年,上游材料價格漲得這么離譜,國外企業認為材料成本漲幅超過一定幅度后,他會給我們一些商議空間,大家可以坐下來談。”在李晟看來,國內這些大企業幾乎不會這么做,他們與供應商的關系更像是在較勁博弈。盡管很多企業日益強調要做可持續、共享生態鏈,但這些中小供應商們的體感卻更直接,“他們做的和說的不一樣,生意面前,現金流是最重要的。”李晟說。

            “不是說國外企業就更有良心,但西方是信用社會,銀行每年會給企業做信用評級,萬一被供應商告上法庭,傷及信用,企業從銀行是拿不到貸款的。”辛童說。

            這也是耿建新當年翻譯國外財務會計教材時的感悟:為什么國內企業更關注應收賬款周轉率,而德國和美國都將應付賬款周轉率作為一項風險控制指標?“其實就是強調有錢趕緊還,企業要有誠信。”彼時,耿建新還給正準備去海外競標的某國企建議:先把趴在賬上的應付賬款都還了,不然,一個項目都拿不下來。

            在李晟看來,商業逐利本無可厚非,但前提是要賺取合理利潤,“賬期過長,違背了商業的本質——流通,正所謂流水不腐,流通才能產生價值。如果不流通,商票就是廢紙一張。都說信任是最小的成本,信任也可以是最大的成本。”

            (應受訪者要求,李晟、潘方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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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與創新案例研究院編輯
            文學學士、傳播學碩士。以調查報道見長,重點關注教育領域,關注公司價值及變動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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